当姚明缓缓走进设在上海优雅的米氏西餐厅(M on The Bund)里的采访间时，他需要俯下身来才能穿过那道为普通人设置的门。相对于他的个头，就连那里摆放的椅子也显得太小。这位中国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同时也是中国头号体育大使，或许还是中国所有健在的人中的头号名人）不仅个头高——7英尺6英寸的他就像天安门广场，生来就是为了让凡人相形见绌的——他那留着独特平头的脑袋也给人以异乎常人的感觉。 

只有上海这座遍布摩天大楼的城市才能让他稍显矮些。当姚明望着上海金融区陆家嘴那高耸如云的天际线时，他的身高感觉就不那么突出了。一场台风的尾巴正在席卷上海，吹散了往日的有毒雾霾，127层高的上海中心大厦(Shanghai Tower)清晰可见。这座大厦即将成为这个执着于在摩天大楼方面领先全球的国家的最高建筑。姚明凝视着这座起重机林立的大厦，说道：“它让我感到自己很渺小。” 

姚明个人对“小”并不排斥。我问他开的是什么车，他说自己有一辆路虎揽胜(Range Rover)，因为大多数车对他的身材来说都不够大。他有些遗憾地说：“说到挑选自己的车，我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我倒希望自己能开一辆迷你(MINI)。”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作“姚明”并不总是件容易事。他的身材替他做出了很多决定，从开的车、从事的职业，到他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此外，中国共产党也替他做了不少主。 

故事得从现年33岁的姚明还没被母亲怀上的时候说起。姚明的父母都很高。他母亲身高6英尺2英寸，他父亲身高6英尺10英寸，因此中共“鼓励”他俩从事篮球职业。那个时候，共产主义体制对每件事都有决定权，从群众吃什么（或者吃不上什么），到谁该与谁结婚。布鲁克•拉尔默(Brook Larmer)在其2005年出版的著作《姚明传》(Operation Yao Ming)中写道，姚明的父母被“撮合”成了上海个头最高的夫妇。 

拉尔默援引姚明母亲以前的篮球教练的话说：“我们一直在跟大姚和大方（姚明的父母）说，‘你俩都这么高，应该在一起。你们能够互相理解。’我们还跟他俩开玩笑说，‘想象一下你们的孩子会有多高。’” 

中国的科学家们甚至想出了一些有趣的方法，来预测他们那些高个子同志到底会长多高。姚明说，医生对他最终身高的预测很准。他说：“我十二三岁时，他们量了我的手。”他指的是一种通过小孩子的“骨龄”（基于对儿童腕骨的监测，来预期他们骨头发育成熟的年龄）来预测他们最终身高的技术。他表示，自己曾经效力的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俱乐部(Shanghai Sharks)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姚明已经买下了这个俱乐部。 

再一次，上海体育主管部门从一开始就知道，小姚明以后会长成个大高个。拉尔默说，姚明出生时重11.2磅，身长23英寸，几乎是那个时期中国新生儿平均大小的两倍。 

虽然当时邓小平已经终结了中国此前所走的共产主义道路，但国家仍认为，有责任帮助小姚明实现打篮球这一天赋的使命。在他们的鼓励下，姚明9岁就进入一所有国家背景的体校。 

姚明对此并不反感，而且他小时候也没怎么特别反对过家长给他的硬性指示。谈到他的父母，姚明是这么说的：“年纪越大，我就越倾向于接受父母对我的（人生）指导。我感谢他们赋予我一个非常自由的青少年时代。在上学和打篮球方面，他们并没有给我压力。他们只是一再嘱咐我（不管做什么都）要有耐心、有毅力。这是他们唯一对我要求很严的地方。”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我很快认识到，姚明的人生哲学就是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现实。这一人生哲学指引他走向职业篮球、走向美国，甚至指引他在超级大国关系中扮演起他现在的角色。“我的信仰是接受现实。如果你无法改变某件事，那最好是努力去接受它。”

       姚明就是这样接受了他自己的身材、以及与之相伴的天赋和各种不便。2002年，姚明那异乎常人的身形帮助他成为了NBA 2002赛季的“状元秀”，这是任何中国运动员之前无法想象的成就。作为那年NBA联赛所有新球员中最抢手的一位，姚明开始追随美国体育巨星“魔术师”约翰逊("Magic" Johnson)和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的脚步。姚明在休斯顿火箭队(Houston Rockets)打了9年，多次入选NBA全明星队(NBA All Star Teams)，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了一位明星。 

但姚明那高高的身材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他下半身多次受伤、特别是脚部，这些伤使得他无法进行连续、大量的移动。因此，他在30岁的时候就不得不过早结束NBA职业生涯。他是否担心，随着年龄增大，内脏器官也可能出现问题？他说：“我曾经担心过这点，但我无法改变它。”这有点像再也不能在上海的街道上漫步（不管走到哪他都会被人团团围住）或者开一辆迷你：这是他无法左右的。 

那么，他怎么看待国家的作用呢，他痛恨中国的社会决定论吗？姚明说：“没有政府，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恐怕早就失去了方向。” 

那么他如何看他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呢？姚明说话轻声细语，生活上洁身自好，还富有自嘲精神。他登上美国体育舞台的时候，中国也努力在国际地位实现同等程度的跃升，从一个国际“贱民”崛起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姚明在无数美国人真正关注的领域取得了成功，他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一个乒乓外交使团。他让人们开始仰视、而不是俯视中国。不过，要充当“增进中美两国相互了解的窗口”——一位前经纪人之语——是那么简单吗？ 

以谦逊出名的姚明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我问他，你是否就像1972年访华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那次访华恢复了中断数十年之久的中美关系）那样重要时，他说：“我不清楚那件事。”但他承认，NBA在美国文化中有着很高的曝光度，他现身NBA后，“人们便可从中了解到中国人是如何生活和交流的。”姚明说，此前“美国人通过毛主席、邓小平以及李小龙(Bruce Lee)了解中国人的，但李小龙其实是一位华裔美国人。” 

扮演13亿中国人的非官方发言人这一角色，是否有难度？“最难的就是，我必须考虑我说的话是不是两种文化都接受。你是一名美国记者，当我与你交谈时，就必须努力找到一种平衡，说一些中间立场的话……我的工作就是设法找到共同点，回避差异。” 

姚明相信，他能够根据身处的环境自如地为自己披上恰当的文化外衣。他说：“骨子里我是个中国人，但在美国……你必须让自己成为美国人。我去休斯顿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成个休斯顿人——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去休斯顿的中国人。但现在，我已经结束了在那里的职业生涯，回到上海我就必须表现得像个本地人。” 

这种变色龙式的做法听上去很累人，但姚明似乎习惯了。“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想成为自我，说一些真正代表自我的东西，”他说。“但每个人也都需要知道他自己肩负的责任。我愿意接受并且努力承担责任。我总是在我的个人目标和我的责任之间寻找交集……（因此我能够）接受责任，并将其作为（我自己的）意愿。” 

我想知道他的这种泰然是否源于东方哲学，或是儒家思想？但姚明似乎只是天生就相信，接受现实也是一种英勇之举。他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哲学。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为打篮球而牺牲掉了大部分本该在校园里读书的时光。直到现在，30多岁的姚明才有机会作为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的一名本科生在该校攻读经济学。他与家人一起住在上海。我们见面的那天，他刚刚送完3岁的女儿去学前班，那是他女儿第一天上学前班。姚明竭力避免让女儿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过中国媒体已在猜测她未来的身高，因为她母亲叶莉曾是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的球员。 

除了经济学以外，姚明还兼顾政治，并对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感到自豪。我问他是否是党员？他诙谐地问道：“什么党？”姚明接着说道，许多政协委员并不是中共党员。 

姚明当然不怕表明立场——他呼吁人们不要喝鱼翅汤，并直言北京方面需要采取措施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他说：“天气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是那种会迫使我们政府作出某些改变的问题。但这需要时间。你来自底特律，你小时候那里的空气又是如何？我们不能只是关闭所有的工厂了事。” 

随着运动生涯逐渐结束，姚明还在中国慈善领域开辟了新天地。他创立了旨在帮助2008年四川地震灾民的“姚基金”，希望在支出方面变得更透明（尽管该基金目前还没有透明到实际披露自身资产规模的程度）。但在谈到是否有计划谱写亮丽的商业生涯、使之足以匹敌自己过早结束的运动生涯时，他却没有太多可说的，只是指出自己的想法还“不成熟”。姚明向商人的转型迄今还没有真正启动。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赚大钱是他最终计划的一部分。当我问他是否希望以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赚钱时，他给了我明确的答案。他说：“赚钱本身就有利于社会。”他提到中国一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那么，他对国家目前的状况满意吗？正是在国家的帮助下，他才变得如此出名。姚明说：“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不能止步不前。在上海、北京，人们很富足，他们有可口的食物、漂亮的衣服和很好的学校。但精神上的富足是你无法买到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他接着说：“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姚明出生时，邓小平为了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说了同样的话。自那以来，中国已经找到了赚钱的窍门。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灵魂吗？姚明说：“这是中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未来会有一个转折点，我们已经很接近那个点了。” 

可能是因为他的高大，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如此自信、谦和和泰然，我很难不相信他说的话。姚明改变了世界看待中国人的方式，这绝对不只是高度的问题。

原文来自:www.ftchinese.com